炒股配资开户识必选陶铸被捕入狱这件事，不止是因为叛徒出卖，同时也跟他当时的上级对他的态度有着不小的关系

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灯火通明之夜，王善堂的叛变供词如潮水般涌出，每一个字都直指四马路附近那逼仄的亭子间，指向正在那里日复一日翻阅报纸、等待一份永不落空的组织分配的陶铸。此刻的他，甚至尚未意识到自己早已身陷囹圄，成为了一份秘密名单上的名字。

十余日前，彼时还是5月18日，巡捕破门而入的瞬间，陶铸手中还紧握着一张刚购得的小报，那是他当天唯一的慰藉。这名从湖南祁阳走出，年仅十七岁的青年，原名陶际华，字剑寒，190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。1926年，他踏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同年，在广州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随后，他投身南昌起义，成为叶挺部下的一名连长，复又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，参加了广州起义。年轻的他，手中已然几经易手武器，历经战火洗礼。

1929年秋，组织派遣陶铸前往福建。他从省委秘书长做起，继而是漳州特委书记、省委组织部长，至1932年初，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已荣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。上任伊始，他的全部心力便倾注于闽东这片土地。那里，国民党的统治触角尚显薄弱，但农民遭受压迫的程度却已深重。柏柱洋一带流传的民谣“柏柱像熨斗，棕龙随溪走，田是别人的，主人没一斗”，形象地描绘了地主豪绅对土地的垄断，以及农民终年劳作却仍饱受饥寒的困境。

陶铸敏锐地洞察到这片区域的潜力。他深信，革命的种子必须在这片饱受压迫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而手中必须握有力量。1932年4月，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城的消息传至福州。紧接着，4月22日，陶铸紧急召集了中心市委会议，连江特支的杨而菖、陈祥榕、郑厚清、林孝吉等同志亦悉数到场。会上，中共中央的指示被传达：“火速派遣大批干部到那些农民斗争特别发展的地方去”。长乐、福清、连江、莆田、仙游等地，被明确要求迅速发展农民斗争与游击战争。陶铸当即拍板，坚定了行动方向。

5月15日，福州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，陶铸的意见尤为鲜明：连江与福安，必须立即组织游击队，在农村地区与反动武装展开斗争，协助农民起义，并致力于创建新的苏维埃区域。会后，中心市委向连江特支拨付了一笔款项，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启动经费，并分派人员前往各地传达会议精神。

六月初，连江县委在东川村报国寺召开了扩大会议，陶铸与中心市委秘书长曾志亲临指导。陶铸在会上亲自部署，将1931年11月透堡暴动中表现突出的十二名骨干抽调出来，组建了一支特务队。6月6日深夜，这支队伍对连江官坂的民团税务局发起了突袭，造成多人伤亡，并缴获五支枪。六天后，陶铸便向党中央提交了详细报告。又过了数日，他亲自来到连江，在合山村护国寺观音亭为这支队伍授旗——“连罗第一支工农游击武装，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”，正式宣告成立。这支队伍随即活跃在合山、浮泉、墩里一带，带领农民打土豪、筹集粮款，并将所得物资分发给贫苦农民。老百姓看在眼里，这支队伍迅速在当地扎下了深厚的根基。

与此同时，福安地区也风起云涌。1932年9月14日，在陶铸的直接领导下，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指挥秘密游击队发动了兰田暴动。此次暴动成为了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，整个闽东的工农武装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。至1934年，闽东苏区已发展壮大，下辖十个县、四十二个区、八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，面积达一万一千平方公里，人口近百万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全国八大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。

然而，陶铸心中所思，远不止于军事斗争。游击队成立之初，他便派人从福州送去一面红旗、两把军号、五把朴刀以及一百多发子弹。这些物资虽数量有限，却蕴含着实实在在的支持。他深知，武装斗争的根基并非枪炮，而在于人心。要赢得人心，就必须让老百姓看到这支队伍是为他们谋福祉的。

就在陶铸全身心投入于闽东武装力量的艰辛建设之时，千里之外的上海，另一种力量正酝酿着一场截然不同的风暴。1931年1月7日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。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，打着“执行国际路线”、“反对立三路线”、“反对调和主义”的旗号，在会上抛出了一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更为“左”的错误观点。他指责李立三的错误实为“左”倾口号掩盖下的“右倾机会主义”，并断言党内主要危险在于“右倾机会主义”和“富农路线”。这次全会后，以教条主义为鲜明特征的王明“左”倾错误，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。王明本人原本并非中央委员，在米夫的强力推动下，年仅二十六岁便晋升为政治局委员。尽管向忠发名义上仍担任总书记，实则大权已尽落王明之手。

这套“左”倾路线自上而下推广，在各地演变成了另一番景象。临时中央和上海中央局派遣的巡视员和干部，到处鼓吹全国性的“革命高潮”与“进攻路线”，强令各地武装暴动，命令城市党组织采取进攻策略和公开行动，号召举行罢工、罢课、罢市、游行集会。其结果却是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，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被迫一次次重建与改组。口号震天响，最终牺牲的却是那些默默奉献的基层同志。

陶铸在福建一线经历多年战火，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心知肚明。他率领队伍在山沟里打游击，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，每一步都必须审慎权衡——何时出击，何时撤退，何时隐匿，何时暴露，这绝非背诵几条洋教条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他从不空谈，也从不喊大口号，而是在实际斗争中一点一滴地摸索出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法。这种务实的作风，恰恰与王明那套从书本中搬来的理论格格不入。

一次，王明从上海派来一位中央巡视员到福州。此人似乎受命于王明，旁敲侧击地向陶铸打探对王明的看法。换作常人，面对此类问题，或许会委婉敷衍，以场面话应付过去。然而，陶铸为人耿直，不喜迂回。他的回答直率得令人猝不及防——他直言：“王明是吃洋面包的，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，我看并不太懂。”这番话，被巡视员一字不漏地带回上海，原封不动地转到了王明耳中。

王明听到此番言论时的具体反应无人知晓，但事情的发展轨迹很快便显现出来。1933年3月，陶铸正忙于在闽东各县部署游击斗争，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，革命形势朝着有利方向发展。此时，陶铸留在福建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对革命事业都极为有利。然而，上海中央局的一纸通知，却打破了这一切——要求他立即前往上海，另行分配工作。接替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是陈之枢。

这份通知来得极其突然，没有任何事先沟通，也无商量的余地，仅是一道生硬的命令。陶铸接到通知后，放下手头所有工作，从闽东农村赶回福州，向陈之枢仔细交接了全部工作。随后，他与王善堂一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。王善堂当时受上海中央局委派，在国民党驻福建的刘和鼎部从事兵运工作，此行上海正是为了接受一项新任务——前往江西开展兵运。两人恰好同路，便结伴而行。

抵达上海后，交通站的老李将他们安顿在四马路附近一处租用的狭小亭子间。上海话中的“亭子间”，指的是石库门房子顶层楼梯转弯处的那个逼仄隔间。夏日里，这里闷热如蒸笼；冬日里，冷风则从门窗缝隙中钻入，令人胸闷欲绝。然而，陶铸对此并不在意，他关心的唯有工作。老李负责与上海中央局联络，每日为他们送来伙食费。陶铸满怀期待地等待组织派人与他谈话，等待新的工作分配。

数日后，中央局组织部确有一位同志前来，询问了福州方面的工作情况。陶铸如实汇报了他所了解的一切。对方听罢，临走时叮嘱了一句：“不要多出去，等着安排。”语气平淡，既无肯定，也无任何关于下一步计划的透露。从这一刻起，陶铸便被晾在了那个狭小的亭子间。白天，他待在屋内读书看报；晚上，偶尔外出购回一张小报翻阅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二十多天过去，始终无人再来找他。没有工作分配，没有新任务下达，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整个上海中央局仿佛将他这个人遗忘了。陶铸并非没有察觉，他开始反思，自己究竟是在何处得罪了上级。思索良久，他想到了福州与中央巡视员的那次谈话炒股配资开户识必选，想到了自己那句关于“吃洋面包”的评价。他基本断定，自己被晾在上海，正是因为那句话。尽管如此，他仍旧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，没有发牢骚，没有去找人抱怨，更没有表现出任何过激的行为。他只是继续在那个闷热的亭子间里默默等待，每日翻阅报纸，心中怀揣着一丝希望，或许明天就会有人敲门，给他一份任务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也好。

星速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